中国的千年外患：在所有外敌中，唯独日本是“不死不休”的死敌

自去年底以来，中日关系一直没有缓过来。起因是2025年11月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称“台湾有事”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“存亡危机事态”，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。 一年快过去了，她始终没有收回这番话。今年9月底，王毅会见到访的岩屋毅，提醒对方明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，中方也明确提出，日方要纠正涉台错误言行、端正历史态度、形成理性对华认知。 很多人看到这些新闻，心里会冒出一个老问题：为什么偏偏是日本？ 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并不少。北方草原民族南下，起初大多是为了活命，草原贫瘠，天灾一来就过不下去，抢了粮食和人口就回去。后来汉化程度越来越深，他们开始建国立制，一直到元朝和清朝完成大一统。 日本不一样。要弄清这种不一样，光有愤怒不够，还得看日本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。 詹森是美国学者，视角来自外部，不带日本本土史学那套自我美化的包袱。他早年的《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》就摆脱了“萨长史观”，也就是明治维新成功后，萨摩、长州两藩出身的胜利者给自己编写的那套历史叙事。 这本书从1600年的关原之战写起。这一战以后，德川家的势力得到正式确认，它和丰臣家的主从关系在事实上倒了过来。日本民间至今普遍认为，关原之战决定了此后两三百年的国运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两百多年后明治维新倒幕时，还有人把它看成当年西军的报复。一场战争的输赢能被一个民族记上两百多年，这种记仇和翻盘的心态，放到它对中国的态度上，同样能看得很清楚。 关原之战之前，丰臣秀吉已经动过征服大陆的念头。他在1592年和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，目标直指大明。这是日本第一次把“吞并中国”写进国家行动，后来虽然失败，这个念头并没有断。 德川幕府统治的约260年里，日本基本没有打仗，史称“德川和平”。詹森把这套体制称为“中央集权的封建制”。人们常说日本那时“锁国”，其实锁得并不严，日本留了四个对外窗口：松前藩通虾夷，萨摩藩通琉球，长崎通中国和荷兰，对马通朝鲜。 荷兰人在长崎替幕府打探外面的消息，幕府还请福建高僧到长崎开寺，大批中国书籍通过这条路流入日本。幕府真正要挡在门外的是天主教，以及背后的葡萄牙、西班牙。据估计，1600年前后日本天主教徒的比例可能达到5%，九州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大名。 明治维新以后，这条路越走越清楚。 1894年甲午战争，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，台湾被割走，从此被殖民统治了整整五十年。日本对外交往的套路也很典型：战前先和英国结盟，英日同盟1902年缔结，维持了约二十年；之后在华盛顿体系下跟着美国走；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，干脆另起炉灶，独自对中国下手。 说穿了，它始终找最强的靠山，一旦觉得时机到了，就扑向身边最虚弱的大国。 1924年，孙中山在神户发表“大亚洲主义”演讲，问日本今后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，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。 答案后来是用中国人的血写出来的：1937年全面侵华，同年12月南京大屠杀，七三一部队拿活人做细菌实验，台湾推行“皇民化运动”，强迫当地人改日本姓名、说日语、拜神社，想把台湾同胞从骨子里改造成“日本人”。 老话说“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”。草原民族入主中原，最后接过的是华夏的典章制度；日本在台湾、在东北做的，却是要把中国人身上的中国痕迹一点点刮掉。 有人会说，那都是战前的事，战后的日本早就变了。可詹森这本书恰恰提醒人们，战前和战后之间有断裂，也有延续。 战后日本的外交以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，自民党内的保守势力则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。2018年明治维新150周年，日本国内一片纪念之声，对那段扩张史的反思却少得可怜。 如今的高市政府，正走在这条延续的路上。外交部发言人今年1月说得很直接，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，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。 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后，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撤回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，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基本诚意。 日方不但没有回应，还在加快“再军事化”的脚步：日本最新防卫预算已突破9万亿日元，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最高纪录；日本政府还打算从10月底起，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分别宣传修订安保政策。连共同社都担心，如果政府宣传被视为诱导民众支持特定政策，就可能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情形。 一个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，在台湾问题上出言挑衅，把核潜艇、“无核三原则”拿出来讨论，又花钱在地铁和商场里给民众做思想动员。 这些事一件件摆在一起，很难不让人心里发紧。台湾被殖民五十年的伤痛还在，1945年台湾光复的历史也还清清楚楚，日本现在又把手伸向台海，中国人对此绝不会答应。 回看这段历史，并不是为了一代代延续仇恨。日本人民里也有很多珍视和平的人，在高市发表言论后，日本国内批评的声音同样不少。 真正需要警惕的，是日本右翼势力身上那条从丰臣秀吉延续到今天、始终没有被彻底清算的大陆野心。詹森这样的西方学